曹正春:永远的光
一位政协委员跨越丝路的履职答卷
2013年,我接过那本暗红色封面的委员证时,曾久久迷惘——一个画画的,政协履职该往哪儿使劲?直到跟随“丝路信使”车队翻过秦岭、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西,答案如醍醐灌顶般撞进心里:政协委员的担当,不在展厅掌声里,而在人民需要的烟火处;文艺工作者的使命,不只是绘大好河山,更是做文明交流的使者,把光引向最需要的地方。
2017年盛夏,“丝路信使”国际自行车挑战赛从泰州出发,历时26天、行程5171公里抵达新疆伊犁昭苏县。我作为特约画家随行,沿途用水彩速写形式记录骑手们的英姿和丝路的风情风景。 记得在河西走廊尽头,夕阳把戈壁染成赭红色,我蹲在路边打开速写本,画笔飞快地在纸上游走——骑手弓着背奋力蹬踏的身影,远处祁连山巅未化的积雪,近处被风吹乱的骆驼刺……每一笔都要抢在光线变化前落下。那种紧迫感让我想起当年在南艺求学时,导师教导的话:“画画的人,眼睛要比手快,心要比眼快。”我画到手指发酸,却觉得从未如此畅快——这些线条里,有车轮碾过砂石的震颤,有信使们背上邮包的重量,更有5171公里路途上每一个陌生人的善意。 真正让我停下画笔的,是昭苏最偏远牧区的一间毡房。三年级的哈萨克族小姑娘阿依夏正趴在羊皮褥子上写作业——家里没有桌凳,她整个人蜷在地上,脊背弯成一道弧线,右手握笔时左胳膊肘死死压住本子边缘,压出一道深深的红印子,沁着细密的汗珠。“叔叔,地毯软,字总写不直。”她仰起脸朝我笑,睫毛上沾着细碎沙粒。 那一刻,我手里的画本忽然变得很沉。这些年,我画了上百幅丝路题材的绘画作品,油画《河西走廊的云》里,我用刮刀堆出厚重的云层,让铅灰色的云隙间透出一线金光;油画《天山下的牧群》中,我反复调配群青与赭石的比例,只为捕捉黄昏时分羊群身上那一层毛茸茸的金边。这些作品得了奖、挂进展厅,可那些绚烂的色彩,能不能变成孩子们课桌上实实在在的温度? 回到姜堰后,我把自己关在画室里,对着墙上那幅还未完成的《信使之路》长卷发呆。画面上,骑手们正骑行在独库公路的悬崖边,远处是连绵的雪峰。我拿起画笔,在画面的右下角悄悄添了一个小小的身影——那是阿依夏趴在地毯上写作业的样子。我用了很淡的赭石色,几乎融进地面的阴影里,但我知道,那是我画过的最沉重的一笔。 我把想法告诉区政协办公室老陈,他拍着我肩说:“政协就是搭台子的!你敢想,我们就一起唱这台戏!” 很快,“丝路情缘委员工作室”在姜堰北大街文化街区挂牌。没有启动资金,我把画室改成临时展厅,拿出历年创作的丝路主题油画义卖。记得布展那天,我一个人扛着画框爬上爬下,手掌磨出血泡。但当《秦岭风云》挂上墙的那一刻,我愣住了——那幅画我画了整整两个月,用大号刷子铺底色,用小号勾线笔一点点勾勒山脊上的松柏,墨绿的树冠在云雾中若隐若现,山脚下隐约可见一队骑行运动员的身影。我原以为它只是一幅风景,可此刻站在展厅里,我忽然觉得那些松柏像是站成了一个个等待的人,在等一个承诺兑现。 拍卖会前夕,我反复擦拭《日照天山》的画框。这幅画我画了三个月——每天清晨五点起床,趁着第一缕光透过画室窗户,我调好钛白与柠檬黄,一点一点地在画布上铺陈天山的雪线。为了画出雪峰在晨光中那种半透明的质感,我试了不下二十种技法:先用稀释的丙烯打底,再用油画颜料薄涂,最后用干笔扫出雪粒的反光。画到第二个月的时候,有一天晚上我盯着画面忽然哭了——不是因为辛苦,是因为我太想把昭苏草原的晨光留住,想让那些趴在地毯上写作业的孩子,也能看到这样的光。蒋凯主席看我发呆,递来一杯热茶:“别舍不得,你看画里的光,现在就要照进毡房里了。” “爱的呼唤”义拍会在武夷山茶博会如期举行。《秦岭风云》起拍时,举牌的手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。当《日照天山》的槌声落在五万元的数字上时,我看见后排坐着几位新疆来的老师,他们抹着眼泪鼓掌。那天,十幅画拍出三十三万元,有个不愿留名的阿姨硬塞给我两千块现金:“这是我孙女的压岁钱,让她也给哈萨克小朋友买盏台灯吧。” 那年我家正要用钱——孩子找工作、外地买房,老屋漏雨待修,我吃牛肉面都只敢点十块的。但我当场决定:三十三万元,一分不留,全部换成1300套课桌椅和台灯运往昭苏!有些光,必须照向远方。这不仅是政协委员的履职自觉,更承继着当年恩师助我渡难关的那份善意——“把爱传递出去”,本就是中华文明最深处的基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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